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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思想的理論蘊涵和實踐要求
時間:2017-05-12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上,更加明確、自覺、堅定地強調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文化自信,不僅僅是強調文化自信對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性,而且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文化的主體地位和確立獨立自信的民族精神問題。顯然,文化自信問題的提出不是解決一般性的問題,更不是解決枝節性問題,而是要解決關系中華民族當前和未來發展的長遠性、根本性問題,只有從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史中認識文化自信問題,才能從本質上領會其蘊含的戰略價值,才能把握文化自信思想的要義所在。

一、文化自信思想的要義是確立中華民族獨立自信的民族精神

文化自信思想是對中華文化獨立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呼喚和確證。 文化不是抽象的,文化總是一定主體的文化,反過來,文化也是一定主體身份的標示,它在根本的意義上解決“我是誰”的文化主體性問題。文化主體性確立的條件之一是文化主體自我意識的自覺。一種文化的特質是其之所以存在的內在規定性,這種特質決定了它是一個獨立自信的“文化自我”。認識一種文化,首先要追問是誰的文化,所以,我們要闡釋的文化自信自然要指向文化的主體條件。

中華民族以5000年的悠久文化著稱于世,文化優勢地位一直保持到近代。中華文化曾經以自信和強大的民族精神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正如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所言:“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而自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唯一性和封閉的自滿性被打破,西方開始壓倒東方, 文化自卑和崇尚美化西方文化的心態使我們曾經一度喪失“文化自我”。由于外國列強的入侵和自身的制度落后,中國人在落后挨打的慘痛反思中開始了學習西方的歷程,中國人經歷了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層面“向西看”的歷程,中國人的文化主體性和“文化自我”一度被弱化,處于分裂而迷失的境地。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開辟了中國文化的新道路。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 。 中國今天的發展和崛起正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然結果。

但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的鞏固和發展畢竟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實現的,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文化價值觀日益呈現出多樣化的形態,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以所謂“普世價值”形象自居的西方文化的強力滲透和影響,對中華文化的發展帶來新的困擾。在多元文化碰撞交流中, “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再次凸顯出來, 在當代,確立中華文化的“文化自我”面臨著更為復雜的背景和更大的挑戰。

回答“我是誰”必然追溯文化傳統,中華文化的自我確立深藏于中華文化的基因中,文化自信來自于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中華文化在根脈上是自成體系且具有悠久歷史生命的文化,在特質上區別于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分流其根源早已存在于人類文化的總源頭原始神話中。以古希臘文化為源頭的西方文化具有超世的理想主義,而中國文化以現實性和入世性為特征;西方文化重個體,中國文化重整體;西方文化重利益,中國文化重倫理。思維方式上西方文化以主客二分為特征,中國文化講主客統一和天人和諧,等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 “脫離了中國的歷史,脫離了中國的文化,脫離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脫離了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是難以正確認識中國的。”中華民族曾經為人類世界創造出一種與西方文化十分不同的獨特文化,這種文化不僅滋養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生命,也為這一文化圈中的其他民族提供了精神營養。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正是要找回丟失的民族自我。

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是中國成長為世界大國精神成熟的標志,是中華民族在精神獨立性上的自覺訴求。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在政治上站了起來,中國人民獲得了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意義上的政治解放,翻身做了主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迅猛發展,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國人民獲得了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意義上的經濟解放。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已經在實踐層面顯現出來。但同時,中國人在總體精神狀態和精神文化上的主體意識方面顯得相對滯后。“西化論”和“復古論”在思想文化領域還很有市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沒有文化復興的精神支撐是不可想象的。文化主體性需要覺醒,文化主體意識需要形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中國人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來。文化自信昭示我們: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必須勇敢地做自己。只有如此,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獲得持久的精神動力,并成為獲得抵御一切干擾勇往直前的內生動力和定力。

提出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自我”問題,不僅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具有世界意義。文化世界產生的標志是“文化自我”的生成。文化是一個民族尊嚴的標示,是一個民族向更高人類文明邁進的臺階,也是民族生命存在的基本價值。重樹中華文化價值的自尊、自信和自我認同,其實質是堅定地自信中華文化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作為獨特的文化體存在的正當性和先進性。任何民族國家的獨立性和獨特性都是以文化的獨立性作為基礎的,獨立的文化賦予每個民族以“文化自我”的內涵,“文化自我”的喪失意味著文化凝聚力的喪失,意味著人的歸屬感、安全感、意義感、幸福感的喪失。因此,當前強化中華文化自信問題是關涉國家民族安全的大戰略,是對當代國家安全發展的積極回應。

沒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的支撐和準備,中國便不會成為有文化內涵的世界強國。我們應當從經濟全球化的視域,在傳統與現代、中西互動和交融的現代情境中,從確證形成與提升當代中華民族的 “文化自我”的戰略高度,深入理解和闡釋習近平總書記文化自信思想提出的歷史必然性 。

深刻理解文化自信蘊涵的理論實質,才能把握其實踐要求。文化自信體現在實踐上,就是文化繼承創新,從中國國情出發,研究中國問題,形成中國認識,以中國的話語體系展示中國人的思想、精神和價值觀追求。

二、文化自信承載著建構“中華文明新形態”的文化使命

時代課題本身就蘊涵了理論要解決的任務。我們應從時代發展對中華民族提出訴求和期待的戰略高度去理解和闡釋文化自信思想。只有以時代問題和中國問題的雙重視域把握文化自信的戰略蘊涵,以匯通世界文明和中華文明發展的視野,才能把握文化自信作為國家戰略的文化期待。

文化從來不是自我決定的,而是受社會的經濟政治所決定和影響。文化的興衰與國運沉浮緊密相關。文化自信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支撐,我們文化自信的條件和基礎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首先,文化自信的使命是要塑造和展示一種與西方近現代文明不同且具有世界意義的新文明形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功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這既不同于以往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文明社會形態,也區別于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形態。資本主義文明在物質文明上取得了長足進步,并演變為一個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但是這種文明是建立在戰爭、掠奪基礎上的,是以不文明的方式獲得的。而當代“中華文明新形態”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外發展的一種新文明,是以和平發展的方式實現的。中華文明形態是與資本主義文明不同的社會主義新型文明,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這一文明的崛起實際是中國影響世界格局的深刻歷史過程,文化自信就是要堅定維護這種新文明形態的合理性。在某種意義上,對民族文化本質屬性的維護、認同,是使民族的存在發展獲得合理性和安全感的前提。而樹立文化自信,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蘊含的國家精神和國家意志得到充分展示,這是中國成為世界一流國家必做的功課。也即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 。

其次,應當從當代世界意義的戰略高度認識文化自信問題。從世界范圍看,中國作為獨立的“文明體國家”,“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成功,是文化自信思想提出的基礎。在世界歷史視域建構文明新形態,亟待文化自信的推動和實現。經濟全球化中的“世界之中國”,面對“經濟發展以后怎么辦”的世界疑問,需要以文化自信積極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關切,需要以文化自信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合理性。闡釋中國道路,不僅要講清楚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還要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要講出中國道路的意義對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具有示范作用,而且要講清楚這是一種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的社會主義道路;要講清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僅是經濟硬實力的增強,更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吸引力的增強。

闡釋文化自信思想承載的文化使命,把這樣一種文化使命轉變為文化自信的能力和資本,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支撐中國發展優勢背后的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到底是什么,中國的發展優勢如何轉化為話語優勢,如何縮短文化大國與文化強國的距離、文化軟實力與物質硬實力的非對稱、精神文化生產遭遇資本邏輯沖擊的風險、資本運行的自發作用對文化邏輯的扭曲、國家形象與國民素質的亟待提升,等等,這些問題都亟須一一作出解答。

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奇跡,硬實力增長舉世公認,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尚缺少一種足以掌握并協調日益巨大的物質力量成熟完備的精神形態。例如,美國美中貿易委員會前主席柯白認為,中國道路遭遇價值觀或意識形態困境,中國的軟實力微乎其微。“中國的崛起并不包括特別的道德或規范意義。當今及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向世界呈現經濟和軍事的力量,但它們不可能包含高調的哲學理論或意識形態。”這種對中國發展文化上的短板問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也提醒我們,文化建設實踐更重要的是呈現中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理念,闡明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 為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解決提供中國智慧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我們在這方面尚需付出很艱苦的努力。

(作者: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 郭鳳志 馮詩琪)

(責編:楊建輝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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