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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廣州灣的抗戰文化
2016-03-22
來源:廣東黨史網 作者:

1937年8月,遂溪、廣州灣等地進步師生60多人,成立遂灣聯合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團,深入城鄉宣傳抗日。圖為成立地遂溪七小舊址

南路特委主要的活動地——長發莊原貌

下鄉活動的學生宣傳隊

遂溪青抗會會刊

廣州灣(今廣東省湛江市,下同)位于雷州半島東北側,海、陸總面積約2130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約1612平方公里。1899年11月16日(光緒五年十月十四日),在列強瓜分中國的割地狂潮中,清政府被迫與法國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廣州灣從此成為法國租借地。中國抗戰爆發后,由于法國在華利益受到日本的侵犯,不甘心日本染指其勢力范圍,法國曾對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表現出極大不滿,同情中國的抗戰。歐洲戰爭爆發后,法國已無力兼顧海外殖民地,在日本的威脅下,貝當政府對日采取妥協政策。日、法之間的矛盾和妥讓,使廣州灣在中國抗戰爆發后的7年間不為日軍控制或不為日軍完全控制。來往廣州灣的船只只要懸掛法國國旗,仍可航行于港、澳、穗及東南亞等地。天津、上海、廣州等沿海港口相繼淪陷后,廣州灣成為中國通往海外唯一可以利用的吞吐港,可以自由通商的口岸,[i]1943年2月,雷州半島淪陷,日軍在廣州灣采取“和平進駐”的方式,在行政上仍由法國管理,直到1945年3月,日軍全面接管廣州灣。這一特殊的政治環境為抗戰文化在廣州灣興起提供了較為有利的活動空間。

抗戰文化在廣州灣盛極一時

抗日戰爭前,廣州灣由于地處祖國大陸的邊陲,又是在外國列強的殖民統治下,因而文化教育相對落后。抗戰爆發后,廣州灣出現了有利于文化發展的因素。一方面,大量難民涌入,人口增加,商貿繁榮,帶動了文化教育的發展;同時,香港、廣州等地眾多的文化人、戲劇家、電影明星等匯集廣州灣,也提升了廣州灣文化活動的質量。另方面,恢復重建后的中共各級組織認識到廣州灣地位的重要,逐步加強在廣州灣的活動,依托廣州灣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發動群眾組織抗日團體,開展大規模的抗日救亡宣傳。如1937年8月,廣州灣晨光小學校長許乃超(大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員)聯系遂溪縣立第七小學(位于租界邊緣的麻章)進步教師何森等人,發動遂(溪)灣(廣州灣)兩地進步師生,成立“遂灣聯合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團”,到遂灣兩地城鄉開展抗日宣傳活動。8月下旬,許乃超通過各種社會關系,推動廣州灣商會成立了群眾抗日團體“廣州灣賑災會”,以“賑災”的名義宣傳抗日,救濟難民。1938年8月,在中共黨員黃其江、陳其輝的發動組織下,遂溪進步青年成立抗日團體“遂溪縣青年抗敵同志會”(簡稱青抗會),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在遂溪青抗會的影響和幫助下,廣州灣進步青年在東海島、赤坎、太平等地先后成立了青抗會通訊站,將抗日救亡活動擴展到廣州灣。活動在廣州灣、遂溪等地的中共黨員,還發動兩地的進步青年先后成立了“抗日救亡下鄉巡回宣傳團”、“春雷劇社”、“七七劇團”等群眾抗日文藝團體,公開在廣州灣演出進步劇目。1939年后,廣州灣的中共組織先后恢復重建后,廣泛動員各階層愛國進步人士支持抗日救亡活動,繼續組織抗日團體,向工人、農民、市民、紳商等各界民眾,宣傳抗日,開展義賣、義演等各種募捐活動,籌集物資款項,支援內地的抗日斗爭。抗日救亡活動在廣州灣不斷發展,抗戰文化在廣州灣空前活躍和繁榮。

圖書出版業進入繁榮時期。抗戰前,在法國殖民統治下,在租借地出版的報紙要經法駐越南總督檢查才能付印,因而華人在廣州灣無法成立報館及出版圖書刊物。抗戰爆發后,廣州灣地位日見顯要,法國殖民管理當局對文化的管制也逐漸放松,各種中文報刊應運而生。如《南路日報》《南商報》《雷州民國日報》以及《大光報》等報紙相繼出版。這些報紙刊載的消息以國民黨中央電訊為主,兼顧全國的抗日戰訊和地方新聞,以廣州灣為主要市場,銷量頗大。逐步恢復、重建的中共高雷地區各級組織及其領導的各類抗日團體,十分重視革命報刊的輿論宣傳作用,把創辦報刊或轉印其他地區的進步書刊,作為主要的傳媒工具和發動群眾抗日救亡的重要陣地。進步抗日團體在廣州灣出版或發行的報刊雨后春筍般出現。如“遂灣聯合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團”,出版《救亡旬刊》,每月3期,每期印數1500—2000份,除向雷州半島和高州六屬各縣的機關、抗日團體各贈送一份外,其余交廣州灣赤坎的書店和小攤販代銷,每份收2個銅板。這是當時南路第七區較受歡迎的抗戰讀物之一。廣州灣賑災會出版《賑災周刊》,登載國內時事,介紹抗日救亡理論,發動賑災捐款,支援祖國抗戰。

由共產黨員陳信材、彭中英聯合進步青年成立的《南聲日報》社出版《南聲日報》及《抗日劇報》(期刊)。《南聲日報》每天出報四開紙一張,主要發行于高州六屬及雷州、廣州灣和欽廉四屬等地,一般發行量為二三千份,最多時達5000份。遂溪青抗會在頗有影響的《南路日報》第三版開設《青年陣地》專欄,作為青抗會的機關刊物。廉江青抗會也出版了會刊《青年之路》和《反汪特刊》,開展抗日救亡宣傳。中共廣州灣支部創辦《萌芽》油印本,不定期在廣州灣發行。

1939年秋,中共瓊崖特委和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十四區獨立總隊[ii]在廣州灣創辦半月刊《瓊聲》雜志,后因編輯人員和印刷出版的關系,改名為《南路堡壘》。每期印2000份,三分之一留在廣州灣及瓊崖發行,三分之二由交通員帶到南洋各埠發行。同時,他們還編輯出版小報《救亡》,擴大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面。

在全國抗戰爆發后的二三年間,抗日團體以廣州灣為中心出版、發行的報刊達十多種,其種類之多,聲勢之大,發行之廣,影響之深遠,前所未有。這些報刊在宣傳共產黨團結抗日主張,傳遞全國軍民奮起抗戰的戰訊,以及各地抗日救亡的決心和行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動員民眾投入抗日斗爭行列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特別是使生活在殖民統治下的廣州灣民眾,樹立起民族自尊心,激發起愛國熱情。與此同時,由于上海、廣州等城市相繼淪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出版商均看中廣州灣租界的特殊地位,先后在廣州灣開設支店,作為西南各省的圖書中轉站。內地眾多進步作家的作品通過他們進入廣州灣。甚至在延安發行的《新華日報》以及中共中央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著作,在街頭書亭也能看到。大量進步報刊和書籍匯集廣州灣,在推動廣州灣抗日救亡運動走向高潮的同時,也使抗戰文化在廣州灣盛行。

戲劇演出活動空前活躍。抗戰全面爆發后,沿海城市相繼淪陷,廣州灣作為法國租借地偏安一偶,大量物資在這里集散,大批商人、文化人隨著難民潮涌入,經濟發展和人口突增,為抗日文藝團體的活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他們組織歌詠隊、合唱隊、演出隊、劇團等,走上街頭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戰劇目,作報告,貼海報,出墻報,舉辦抗戰畫展,寓抗日宣傳于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中,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在廣州灣發展。當時,在廣州灣的大街小巷,到處可以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黃河大合唱》《黃河頌》等膾炙人口的歌曲,形成“千百萬人的歌聲,高呼著抗戰;千百萬人的聲音,為抗戰而歌唱”[iii]的動人景象。

1937年8月,遂灣聯合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團演劇隊,在赤坎文化劇院演出大型話劇《保衛盧溝橋》,首開廣州灣話劇演出先河。次年春,國民黨原第十九路軍愛國將領張炎[iv]領導的抗日自衛劇團在赤坎百樂殿演出話劇《重逢》《咆哮的河北》《飛將軍》等劇,給廣州灣民眾帶來了一次高質量的藝術享受。1939年春,遂溪青抗會組建的春雷劇社在赤坎、麻章等地演出獨幕話劇《夜之歌》《死里逃生》《重逢》及長劇《夜光杯》《春風秋雨》等,得到當地愛國人士和文化界的支持。春雷劇社改名為七七劇團后,又多次在赤坎同樂戲院演出夏衍的《一年間》、曹禺的《日出》和吳祖光的《鳳凰城》等劇,受到觀眾的贊賞。1939年11月日軍進犯南寧后,廣州灣商會發起組織青年戰地服務隊,前往欽廉前線開展救護傷員和抗日宣傳工作。七七劇團在廣州灣演出話劇《鳳凰城》,為戰地服務隊籌款,再次引起轟動。在此期間,廣西學生軍劇宣隊、廣東勷勤商學院(南遷寸金橋西)劇團、廣東戲劇家鐘啟南率領的南國劇團等抗日文藝團體,也相繼在廣州灣演出抗戰話劇。此外,廣州灣中小學校師生和社會青年組織的業余抗日文藝演出隊伍,也加入了話劇的演出行列。如益智中學、晨光小學等多次舉行話劇演出;南強中學組織班際話劇比賽;河清中學、韓江小學等也多次演出《血錢》、《第七號人頭》等劇。學校的演劇活動盛極一時。

省、港、澳淪陷后,一批文化人、戲劇工作者、電影明星等轉移到廣州灣,推動廣州灣抗戰文化發展。如著名作曲家、音樂教育家賀綠汀曾取道廣州灣去延安;戲劇家馬師曾、紅線女、薛覺先、張雪峰等先后在廣州灣演出粵劇;張雪峰還組織在廣州灣的流浪藝人,成立藝聯劇團,連續四個月在廣州灣演出《雷雨》《明末遺恨》《欽差大臣》等劇。這些戲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暴行和稱霸東亞的野心,鞭撻漢奸叛國投敵的丑惡行徑,宣傳共產黨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主張,起到了動員民眾保家衛國、共赴國難的作用。

教育事業蓬勃發展。抗戰前,廣州灣市區只有法國管理當局辦的兩間法文小學和寥寥可數的幾間地方商會和紳士開辦的小學,要讀中學,必須到租界外的雷州、高州等地方可。抗戰爆發后,由于人口激增,原有學校已不能滿足中國居民子女入學的需要,華人社團及私人辦學迅速興起。從1937年至1943年廣州灣淪陷,廣州灣赤坎市區新辦了培才、維善、崇圣、慈光、進化、國本等10間小學和四維、培才、贊化等5間中學;西營市區新辦了崇道、霞山等5間小學和益智中學、學談高級機械職業學校、志成中學;成人教育方面,也新辦了各類專修班、速成班、夜班等10多所。[v]由于有大批知識分子從省、港、澳、上海、南洋等地避難廣州灣,他們當中不乏學有專長的學者、專家、教師。這些人通過辦學和任教,帶來了各種教育理論和教育思想,影響或指導著廣州灣的教育實踐,大大提高了廣州灣學校的教學質量。如著名文學家、電影藝術家夏衍,曾在廣州灣菉塘世基、新村等小學任教兩個月,推行小先生教學法;音樂家黃友埭(曾任廣東音樂學院院長),到廣州灣培才中學擔任初中音樂教師,組建了一支享有盛譽的培才樂隊;畫家趙少昂在廣州灣開辦美術班,培養了一批美術人才;留美教育碩士何中中,在培才小學任教務主任;留美學生廖勘南在廣州灣創辦培智幼稚園。教育的發展在培養人材的同時,通過學校各種抗日救亡活動的開展,推動抗戰文化在廣州灣發展。

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很快波及廣東南路各縣,各類抗日救亡團體被強令解散,廣州灣市區的抗日救亡活動日漸減少,但在郊區農村和硇洲、特呈等海島,抗日救亡活動照常進行,抗日劇目照樣上演,直到1943年2月廣州灣淪陷,日軍進駐。

廣州灣抗戰文化具有不分黨派全民參與的特色

作為法國租借地,廣州灣在抗戰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歸屬法國安南總督管轄。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廣州灣各方政治勢力云集,既有法當局的統治機關,也有雷州地方實力派的滲透,還有共產黨及國民黨組織的活動,另外,各商會團體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抗戰爆發后,盡管背景復雜,立場不一,但在國難當頭,大敵當前,廣州灣民眾達到大目標上的一致。他們積極開展和參與各類抗日救亡活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暴行,聲援前線的抗日將士,救助戰爭難民。租借地的抗戰文化呈現出不分黨派全民參與的特色。

由于日本在侵華的同時也侵犯了法國在遠東的利益,日、法之間存在矛盾,因此,廣州灣法國管理當局對在廣州灣城鄉開展的抗日活動不加限制。法當局的態度直接影響了以廣州灣公局長陳學談為代表的中方親法勢力的抗日態度。他們不但對在廣州灣開展的抗日救亡活動不予干涉,還參與了募捐、演劇宣傳等活動。在地方當局方面,1938年1月,張炎將軍出任廣東省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十一區統率委員會主任、國民黨第十一區游擊司令部司令和廣東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等職,大力支持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動。他極力維護并撥款資助《南聲日報》的出版發行,使該報頂住頑固分子的干擾破壞堅持下來,成為南路人民的抗戰喉舌。張炎還組織婦女抗日服務總隊工作團、戰時工作隊,成立第四戰區南路特別守備區學生隊、抗日自衛劇團等抗日團體和組織,到廣州灣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地方實力派人物戴朝恩、高在湘等人,雖然頑固反共,但也有抗日的愿望。他們為了籠絡青年以擴大自己的勢力,對青年的抗日要求和行動表示支持。遂溪青抗會就曾得到他們在資金上的支持。廣州灣工商業發達,商會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共產黨員許乃超的主持和努力下,廣州灣商會賑災會發動商民為前線抗日將士和戰爭難民捐款捐物,組織青年戰地服務隊,前往欽廉前線救護傷病員和開展抗日宣傳。

中共各級組織和黨員主辦或參與的群眾抗日救亡團體,是推動廣州灣抗戰文化發展的主力軍。在抗戰初期,由于國民黨當局一直沒有給中共地方組織以平等合法的地位,共產黨員只能以普通愛國青年的面目出現,在各種合法組織中活動,并爭取掌握領導權,發展壯大抗日進步力量,使抗日團體成為社會各階層愛國抗日人士的大聯盟,抗日救亡成為全民參與的活動,不僅吸引工人、農民、學生、社會知識青年和學校教師參加,還動員公職職員、鄉紳、商人,甚至宗教界人士參與。

此外,法租界廣州灣抗戰文化的全民參與,還表現在從城市到鄉村,從文化、知識界到普通民眾的結合。

在以共產黨員為領導骨干的遂溪青抗會,不僅組織宣傳隊、春雷劇社到廣州灣街頭、軍營演出,還選派青抗會骨干下鄉村大辦民眾夜校,教農民識字,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以教學的形式使抗日宣傳工作經常化、系統化。他們以知識青年為橋梁,將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從城市推向農村,促使知識青年同農民的結合,同時也擴大了共產黨的影響,贏得了民心。青抗會編印的夜校課本,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吞并我國土、奴役我人民的罪行,宣傳全國各地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情況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意義,以及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壯舉,解釋只有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中國人民才有出路的道理;翻印大批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書,發給有閱讀能力的學員學習,進行愛國主義和抗戰必勝的教育。夜校老師還向農民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的好處,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優越性等;通俗講解人類社會發展最終到達共產主義的必然趁勢。此外,在課前課后還教唱抗戰歌曲、解釋歌詞,進一步擴大宣傳教育的效果。夜校所教的歌,都是進步的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抗戰總動員》《流亡曲》《大刀進行曲》《游擊隊之歌》《太行山上》《黃河大合唱》等當時流行的歌曲,還有《大路歌》《開路先鋒》《新的女性》《碼頭工人之歌》《鐵蹄下的歌女》《畢業上前線》等,就連傾向性很強,一聽就知道是共產黨的歌也教,如:《延安頌》《抗大校歌》《國際歌》等。每天晚上,夜校在上課之前一般是先教唱歌,然后才上識字文化課,下課后再唱幾首歌才回家。學員們意猶未盡,在回家的路上仍然是邊走邊唱。所以,自辦起夜校以后,農村里熱鬧了起來,到處都可以聽到抗日救亡的歌聲。

在經濟文化都相對落后的廣州灣周邊農村,廣大青壯年農民有著強烈的學習文化知識的要求,因而,民眾夜校很快成為農村抗戰文化活動的中心,農民向往的地方。農村到處出現夫妻、婆媳、兄弟、姐妹、嫂嬸齊上夜校的動人景象。夜校發展很快,至1939年底,遂溪黨組織通過青抗會派遣下鄉辦夜校的工作隊員達300多人,共辦起80多間民眾夜校。

廉江縣青抗會的工作范圍也逐步擴展到農村,擴大到工農群眾中。他們組織了6個下鄉宣傳隊,深入農村,宣傳群眾,提高農民對抗日保國保家的認識。他們白天在圩鎮街上張貼抗戰的標語、漫畫,陳列圖書,廣泛接觸群眾。晚上到附近村莊進行宣傳演講或公演抗日救亡戲劇和其他文藝節目。每逢演出,方圓數十里的群眾紛紛前來觀看,盛況空前。

張炎將軍組建的第十一區游擊司令部鄉村工作團,分赴鄉村宣傳抗日,組訓民眾,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發展。

抗戰文化是抗戰時期法租界廣州灣文化發展的主流和方向,它喚醒了民眾的愛國熱情,提高了民眾的政治覺悟,為淪陷后抗日武裝斗爭的開展和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i]《申報》,1938年12月1日、1943年2月24日,上海。

[ii]1938年12月,瓊崖紅軍游擊隊正式改編為“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十四區獨立隊”,1939年3月擴編為獨立總隊。見《瓊崖縱隊史》第96至10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

[iii]《略論湛江抗日宣傳工作的特點及影響》,《湛江師范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

[iv]張炎,廣東吳川縣人,曾任第十九路軍第一二三旅旅長兼第六十一師副師長、代理師長,1932年參加凇滬抗戰,以驍勇著稱;后參加反蔣,在福建出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第四軍軍長;失敗后,到歐美蘇聯考察,1936年秋回國。

[v]《法國廣州灣租借地概述》,見《列強在中國的租界》,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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